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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7-24 14:50
孔子荒谬的“天命”观
陈捷夫
“天命”观，发端于“三代暴王”，孔子对其作了重要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其重要的政治纲领其中之二。
“天命”观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其内容相当广泛。择要而言，“天命”观不仅涉及到君王政治权力的来源，涉及到社会制度等的建立，而且涉及到人生的贵贱死生，以及所谓圣人“生而知之”等等方面，同时为它们编造了所谓“合法”根据。所谓“天命”观，其实是孔子和儒家所建立的一种“天命”文化，其对中国人的危害极其深重。后世皇权时代的“圣旨”上，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和贯彻；后世所谓“命理学”等，是对孔子“天命”观的外延。官以“天命”固权；民因“天命”而丧权。而后世所谓“抗命”、“请命”等活动，可以说均与改善“命”的某些利益诉求有联系，尽管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导致所谓“革命”的发生。
“天”没有任何意识；“天”不会做出任何“命令”人类的事情。而能够“命令”人类做出各种事情的，是“王权”。孔子生前一直主张所谓“天命”、宣扬所谓“天命”，其实是在主张和宣扬“王命”，这体现了其维护周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顽固立场。其目的，在于通过诈称“天命”，宣扬“天命”，进一步掩饰“王命”的野蛮、暴戾和贪婪的本质，继续欺骗和麻醉平民大众，使之安于被统治、被奴役和被压迫。
都说“暴力”与“欺骗”，是专制政治的“两大法宝”。“天命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诈称”为用，也就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瞎说，荒谬透顶。它以“武震以威慑”作为“话语权”的依托，又以“话语权”作为“诈称”等说谎造假行径的依托。“天命”观即属于以“欺骗”为用的“法宝”之一。它不仅是“暴王”欺骗人民的“法宝”，是周公、孔子和儒家欺骗人民的“法宝”，而且是后世所有一切“造假”事件的历史源头。 “暴力”统治离不开“造假”，“造假”与“暴力”之间彼此互为依存，狼狈为奸。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代暴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骗子，而狂热鼓吹“天命”观的周公、孔子之流，也是古今中外一流的政治骗子。
本文拟就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初步评叙，即“天命”观的实质是“王命”观，孔子鼓吹“王权天授”，孔子鼓吹人生于“王命”，孔子鼓吹社会制度等的建立“必本于天”，孔子鼓吹圣人“生而知之”等。
1、“天命”观的实质是“王命”观
“天命”，也称“命”、“大命”、“受命”、“知命”、“有命”、“立命”、“定命”等。
“天命”， 商至周初，曾作“天有大令”等。据《墨子》一书记载，“天命”观起源于“三代”，由“三代暴王”所作，至周尤甚。据称周公其人，是竭力主张、鼓吹和宣扬“天命”观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今本《尚书》里的周公言论，大半涉及到“天命”，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天命”一词，则要延至春秋末期，才由孔子完整地给提出来。这说明，“天命”观，是孔子对以往周国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而来，具备一定的负面的理论意义。
“天命”观，即指“天”能命令于人的、决定人的一切的一种观点。事实证明，“天”没有意识，不可能命令于人；可以命令于人的，是“王命”。 由此可见，孔子的“天命”观，是多么荒谬透顶的一种观点！所谓“荒谬”，也就是荒唐，荒诞，既极端违背事实，又不合情理，错得离谱。
下面，拟就“天命”一词发源于孔子、“天”即是“王”、“天命”即是“王命”和“占卜”能传示“天命”吗等几个问题，进行评叙。
（1）“天命”一词发源于孔子
“天命”一词，从传世文献上看，好像先见于《尚书》等记载，其实不然。
据笔者考证，“天命”一词最早当发源于孔子。如《论语.季氏》记称：“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又如《论语.为政》记称：“五十而知天命”等。
“天命”一词最早出自孔子《春秋》和《论语》等儒书。基本依据，是考古上相关的商周实物未见“天命”一词。由此推断，“天命”一词，是孔子对周人相关思想概念的一种总结和概括而提出来的，是一种承前启后的政治主张，有着很大的欺骗性。而今本《尚书》和《诗》（本文所指传本“儒书”，通指《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同，不另注）等儒书里有关“天命”一词，显然是后儒所讹入。
考“天命”一词，商时本作“天”、“皇天”、“天有大令”。至周初，仍相沿使用“天”、“皇天”和“天有大令”等。周中晚期，则流行“大命”等。
从商国甲骨卜辞和周国青铜器铭文中看到，这一时期，多见流行“天”、“上帝”、“令”、“王令”和“大命”、“王命”等词。从《毛公鼎》铭上看到，即使是“大命”、“王命”等词，也要延至周晚期才出现。
商甲骨卜辞中多见“王令”一词。如《殷契粹编》一书中，即收录了诸多刻有“王令”的甲骨卜辞（见第866片、1222片、1544片等）。据此可知商时期，只流行使用“王令”。但未见使用“王命”一词。这说明，其时“命”字尚未出。商时的“天命”概念，应是“天”、“大令”或“天令”之谓。周灭商以后，大体上沿袭了商的基本制度。“王令”一词也不例外。即是说，周初仍然使用“王令”或“大令”等。至迟不晚于周后期，“王令”一词才多由“王命”一词所替代，并相沿下来。由此推断，今本《尚书》的《夏书》、《商书》和《周书》前期部分，有关“王命”一词，原应作“王令”；而“天命”一词，则原应作“大令”或“天令”等。
《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是著名的周国青铜器，有“海内三宝”的美称。三者依次分别制作于周前期周康王（约公元前990年）、中晚期周孝王（约前891－前886）
和周宣王（约公元前828－782年）时期。其器均属于周王室贵族的作品，以铭文字数较多而著称，尢其《毛公鼎》铭，计499字，曾被近人誉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内容中分别涉及到 “天”、“天有大令”、“王令”（《大盂鼎》），“王令”、 “皇天”、“朕令”（《大克鼎》），“天”、“皇天”、“王命”、“命”、“大命”、“受大命”、“专命专政”（《毛公鼎》）等记载（见图1、图2），笔者将其合称为“三鼎铭文”。三鼎铭文的措辞，大体反映了不同时期，周王室日常语言中用词趋势的现实情况，基本上是可信赖的。由此可见，从“令”、“大令”、“王令”，到“命”、“大命”、“王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语言词汇上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所出现的一种渐进式现象。或者说，“天命”一词至此仍然并未出现。
简略考证一下相关文献《尚书》和《诗》，疑“天命”一词，当为孔子甚或后儒所讹入，是毫无疑问的。今本《尚书》多处涉及到“天命”一词的记载，这里仅举三例。如《商书.盘庚上》记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又如《周书.泰誓》记称：“谓已有天命。”再如《周书.武成》记称：“诞膺天命。”还有其他等等。从前面介绍的商甲骨卜辞和周三鼎铭文中看到，商时流行使用“王令”一词；至周初中期，仍然流行使用“王令”一词。又“天”与“命”分开使用，未作连词。而“大命”和“王命”等词，要延迟至周中晚期才出现。据此推断，原本《尚书》里当不存在“天命”一词，而传本中的“天命”一词，包括周公大量相关的“天命”言论，应分别作“天令”、“大令”或“大命”等。这也许是比较合符历史实际的。
又《诗》，也涉及到“天命”一词的记载，多见《大雅》和《小雅》等篇。如《小雅.十月之交》记称：“天命不彻。”又如《大雅.文王》记称：“假哉天命”，又“天命靡常”等，均是例子。但《大雅》篇中还涉及到“有命”、“大命”等的记载。从时间上看，《大雅》篇多出自周初至周中期；《小雅》篇则出自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而前面三鼎铭文中，却未见“天命”一词。据此推断，《大雅》中的“天命”一词，应作“天令”、“大令”或“大命”；《小雅》中的“天命”，则应作“大命”。 这也许比较合符历史实际。即是说，《大雅》与《小雅》等的“天命”一词，是由后人所替换而成。
据考证，《尚书》并不是原古文《尚书》，而是由西汉的今文《尚书》，与东晋人梅颐所献出的伪古文《尚书》，合编而成。（据《辞海.尚条》，1979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而“《诗》三千余篇”（《史记.孔子世家》），经由孔子之手，删定今本305篇。由此看来，与前面相关的考古实物相比较而言，《尚书》和《诗》，原本并不存在“天命”一词。而两书中的“天命”一词，当为后儒所讹入；或者《诗》中“天命”一词，首先当由孔子所出，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看来，“天命”一词，最早当出自孔子所作的《春秋》，和由其弟子所汇编的《论语》等书。如《左传.宣公三年》记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又如《论语.季氏》记称：“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再如《论语.为政》记称：“五十而知天命……”等等。此两书有关“天命”一词的记载，言之凿凿，应当是可信的。换句话说，“天命”一词，是孔子对周人有关“天”、“天有大令”、“大命”等相关观念的一次历史性继承、创新和发展。即是说，孔子把前人关于“天”、“天有大令”、“大命”等概念，归纳为“天命”。所谓“继承”，是孔子准确无误地承袭了周人的相关概念；所谓“创新”，是孔子以“命”代“令”，以“天命”取代“天令”、“大命”等；所谓“发展”，是“天命”一词，比“天令”等的涵义来得更为深广。自此，“天命”一词，替代了 “大令”、 “天令”、“大命”等，且更具欺骗性。然而，由于“天命”一词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其对后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尤其深重，至今尢存，故孔子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笔者指称“天命”一词发源于孔子，所据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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