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作者之谜
2010-12-28 20:35 星期二
《老子》是一部论述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伟大科学巨著。本人曾在前面写的文章中提出《道德经》不是《老子》的观点。指出：《道德经》虽然所使用的文字章句与《老子》基本相同，但是它只是利用《老子》中所使用的字句、文辞，对原文进行切割、拼接、重新改装，使《老子》原文不但是外貌而且连思想内容都起了质的变化。被篡改后冠名为《道德经》的《老子》，己经不再是原来的《老子》了；它是利用《老子》的“元器件”改装而成的另外一本书。它们是从外到里、从头到尾都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因而得出了《道德经》不是《老子》的结论。如果在1973年和1993年已先后出土，找到接近原貌《老子》的今天，还继续把《道德经》当《老子》，那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科学的态度；如果继续把《道德经》当《老子》，那是对事实的歪曲、对科学的亵渎，是一位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应该持有的态度。
在得出《道德经》不是《老子》结论的同时，可以由此推理，《老子》与《道德经》是由两位作者创作的两本书。老聃是《老子》的原作者。《道德经》的作者应当是道教始祖李耳。李耳不是老聃。其理由是：
司马迁是汉朝史官，他写《史记》是有根据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这个名叫李耳的“老子”是“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但我们从1993年发现的三册楚简本和1973年发现的二册汉帛书中看出，这些最接近原貌的《老子》手抄本，都没有书名，也都不分上下篇和章次；与《道德经》对比，《道德经》不但分上下篇和章次，而且把上下篇的顺序给颠倒了。应当说，司马迁所写的情况与汉帛书与楚简本《老子》对不上号。据专家考证楚简本《老子》当抄于公元前三世纪，由此可以断定，司马迁所指的版本，不是原貌《老子》，应当是已被改装后冠名为《道德经》的这个本子。然而，原貌《老子》为老聃所著这是毋庸置疑的，《道德经》为道教始祖李耳所作也是证据确凿的，他把两种本子混为一谈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写法。为了掩盖老聃与李耳生活年代的差异，司马迁巧妙地补写了一段关于老子年龄的说明：“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这是司马迁自己的推算，“或言二百余岁” 这是道听途说的，有可能来源于当时社会上道教的传言。
现代学者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源于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和黄巾起义领袖张角的太平道。其实不然，应当说道教被利用作为政治组织从事群众性的社会活动，是东汉末年；在此之前，道教是战国时期没落贵族厌战避世的产物，他们是由战乱中没落的“士”就是过去的贵族阶层组成。这些由战乱所形成的没落的贵族阶层，包括在政坛上失意的有识之士、因亡国而破败的士族家庭、为厌战而避世的退役军官等等，其中也不乏有过去以卜筮为职业者。他们为形势所迫脱离社会而退隐山林；同时按照自己的理想，根据人间的模式，塑造了一个以虚拟的“玉皇大帝”为首脑的天上朝廷，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所有神灵都比他们的领袖显得更有威力的缘故。那些活跃在天廷上的各路神仙，基本上都是寄托着他们理想的士大夫化身。他们奉《道德经》为经典，通过练习“内功”、研制方药，祈望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把追求羽化登仙当成最高理想。应当说，这个以“道”为教义，以“士”为主体的道教理论与组织体系，在战国时期就已经逐步形成。这是一个“以自隐无名为务”、“修身养性”为乐的道士团体。与世界其它宗教不同的是，道教是以各路神仙为主体的，“玉皇大帝”只是个虚拟的统治者，这也是符合形成它的当时社会背景的。经过战国时期二百多年的逐步衍化，一个由各路神仙组合的天上朝廷逐渐形成规模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信仰。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对道士方家神仙术的崇信就是他们已经存在和积极从事宗教活动的最好证明。同样，汉武帝也是个崇信道教祈求长生的封建帝王。在当时的社会里，如果不存在具有一定社会势力和群众基础的宗教信仰，仅凭几个方士的炼丹术，怎能使这些叱咤风云的帝王痴迷不悟呢？秦始皇当年所搞的那些封禅活动，也决不是单纯对天地山川的自然崇拜，应当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他所以这样做，在脑海里必然存在一个由神灵们组成的天国。所以说，道教应当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由于汉朝以前无纸，非绢、帛、皮、币、简不能抄录，因而非世家无书。现在出土的这些文书，应该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劫后余生。因为，原貌的《老子》并不是纯粹的哲学思想或宗教理论书，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评论书；其中许多尖锐的观点，都是直接对准统治者说的。“儒”过去是对读书人的通称。当时被秦始皇坑埋掉的不是“儒家”，而是那些以卢生为代表的，受派遣寻找不老方药未果不归的方士们和对社会有不满抵触情绪的读书人。原貌《老子》是一本在世上流很广、影响很大、深受读书人喜欢的书，秦始皇能喜欢这种书吗？今天在古墓的发掘中，还能有楚简本与汉帛书《老子》的出土，也说明了《老子》在世上受欢迎的普遍程度。因此尚能看到它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从马王堆汉墓中有不同于《道德经》版本的《老子》写本出土，同时在出土的乙本中又有“《德》三千卌一”、“《道》二千四百廿六”等显露《道德经》蛛丝马迹的文字发现，由此分析，说明在西汉时期，就有两种版本的《老子》在世上传抄流行：一种是世家间传抄的，也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写本这一种，既没有书名又不分章次的，也是最接近于原貌的“传统本”。还有一种是把原貌《老子》切割为八十一章，进行重新组装而成，并被冠以书名《道德经》，随着道教一起流行的《老子》“再造本”。既然有两种版本，为什么司马迁却只采信《道德经》一种呢？这是由于汉武帝笃信道教，《道德经》自然受到皇家器重，因而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正统本”，并在流传中逐渐取代了“传统本”《老子》，而且得到了社会公认的缘故。“传统本”《老子》也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成为历史陈迹，被埋入了地下，不再为人们所知晓。原本是冒名顶替的《老子》“再造本”，也就变成有朝廷背景的《老子》“正统本” 了。由于李耳是道教的始祖，《道德经》又是道教的祖传经典，这位生活在战国初期的李耳，也就顺理成章地与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老聃合二而一成为一个人了。
司马迁身为汉朝的一名史官，又是一个因“李陵事件”与汉武帝意见相左本该被处死，只因为了完成《史记》的著作，才忍辱接受腐刑而苟且偷生的人。他受正统思想和势力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史记》，怎能不理所当然地认定《道德经》就是《老子》，李耳就是他的原作者老聃呢？虽然经过推算，如果李耳就是老聃，至少有一百六十岁或且二百岁。对此，司马迁当时也应该是知道的。但是，由于李耳是道教始祖，具有神仙色彩，又得到皇帝的顶礼膜拜，被奉为神明；他即使有天大的胆，也是不敢再违抗皇家，对李耳产生任何怀疑的。他也只能在接着的后文中写道：“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做出似乎还可以说得通的解释。
至于李耳是不是《老子》的原作者老聃呢？当然不是。不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确是把李耳当成老聃来写的。确切一点说，司马迁对老聃的生年和李耳的卒年应该是基本有数的；否则就不会有对李耳年龄推算的记叙了。但是他对老聃的卒年和李耳的生年，如果不是故弄玄虚的话，就是的确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或者是被两人所共同的“老子”名号给搞混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说了两句暗藏玄机、令人捉摸不透的话。他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老子在着书后出关“而去，不知所终”。既然是“自隐无名”当然就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了；同样，“不知所终”也是一个叫人没有办法搞清楚的问题。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难道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史记》说他曾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还记述了孔子三十四岁时还曾到国都向老子请教“礼制”的事：我们从《史记》以外的其它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记叙老子年龄、藉贯、活动方面，似乎有一点在故意隐瞒着什么的。因为《左传》、《礼记》、《孔子家语》、《庄子》、《列子》等书中，都有关于老子生平事迹的片断记载。根据这些史书所记，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例如：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孔子从老子“助葬于党巷”；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老子晚年返回故里陈国居住，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楚灭陈”老子逃亡他国，最后死于秦国，“秦失吊之”等等。司马迁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为何不客观如实反映？，其中必有难言之隐。老子与孔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虽比孔子年长，着书时正处于春秋末期，孔子尚健在，正是春风得意被侯王重用之时，孔子五十六岁摄相位，《老子》中的许多观点应当是针对着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生涯而言的。那时老子的年龄估计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因而不可能有超百岁的很高岁数。显然司马迁所掌握的号称老子的李耳的卒年，要比这样的估计晚得多，起码是在老子百年以后，那就已经到战国时期了。也就是说一直到战国时期号称老子的李耳还活着。照司马迁的说法，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李耳在干什么呢？答案也明白写着：李耳在“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是处于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状态。这就给李耳的存在和活动创造了神奇莫测的时间与空间。当然，如果把这一百年的时间加在老子著述之前的话，则老子在著述时就有一百多岁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加在他著述之后了。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个名叫李耳的“老子”，在他着书而出关西去后的一百年或更长时间，他还活着，还有他的活动踪迹。否则就无法兑现关于老子年龄的说法了。那个名叫李耳的“老子”，因修道德，年纪特长，经一百多年到战国时期依然健在。这是真的吗？李耳依然健在的确是真的。因为有史书记载，他是战国初期魏国将军李宗的父亲。如果是真的，一种解释就是司马迁在接着的后文中写的：“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不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哪又该作如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是：这么长寿的“老子”，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前面一个叫老聃，后面一个叫李耳。两人都号称“老子”，又都与著述《老子》有关。老聃写的应当是像郭店出土的楚简本（经考古鉴定，由不同时期抄写的，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在马王堆出土的汉帛本（经考证，也是由不同时期抄写的，甲本当抄于刘邦称帝前，乙本当抄于高祖称帝后与惠、文即位前之间）那样原貌的《老子》。李耳所写的则是后来的《道德经》。而且现在出土的这些文书，应该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劫后余生。这些早期书籍都是由手工抄写而成的，所以在抄写过程中难免字句有错漏，但它们都是最接近原貌的，是弥足珍贵的。而李耳所创作的，应当是司马迁提到的那种用原貌《老子》为底本改装而成，并冠名为《道德经》成为道教典籍的那种；是否为了逃避劫难而为之，那就不得而知了。但经过改头换面变成道教经典的《老子》，确实躲过了政治理论书在历史上所可能面临的一切劫难，还奇迹般地成为历朝历代文人都津津乐道的话题，确实耐人寻味。不过《老子》原来十分有价值的唯物思想和辩证理论，的的确确遭到了无情的阉割和严重的歪曲。这就是我们在通行本报《道德经》里所见到的事实。这两种版本之间的差异和隐藏的秘密，就是我们须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关键。至于《辞海》所云“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以往学者多有倾向“老子即太史儋”者，以其“儋”与“聃”同音，又同任史官，亦曾出使秦国；不过这位太史儋乃是战国时人，这就不存在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之事了。至于老莱子，因资料缺乏多不看好。然而在清朝吴正修所作《二十四孝鼓词》中，就有对周人老莱子行状的描述：“老莱子，真出奇，七十岁，似婴儿。娱双亲，穿彩衣，袄通红，裤正绿。货郎鼓，在手里；摇一摇，做儿戏。取水来，泼在地；一滑鞑，两脚泥。出漓漓，跌倒的；就拭眼，装哭泣。手脚忙，爬不起；老父母，双双立，看光景，笑嘻嘻；一堂上，是有趣。”从老莱子这种出格的习性看来，与老聃能永远保持婴儿心态、善于养生的理念，有着相同之处。七十岁正是老聃去职在家赋闲之时，也只有他才能如此开心享受天伦之乐。人生七十古来稀，老莱子七十岁高龄父母健在，是个长寿的家族，在历史上是极为罕有的。所以，说老莱子是老聃者，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过《老子》的原作者老聃是否就是老莱子或太史儋？至今仍无定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老聃，司马迁的史记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些文字记叙应当也是有所依据的，可就是没有把人与事的关系搞明白。如果说老子“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那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里指的是被改装过后的《道德经》，并非老聃的原著，司马迁把作为依据的书给搞错了。老聃是应关尹的强求才著述这本书的，老子原本的书应该是留下来给关令尹喜的。着书之后他出关西去，不知所终了，也就不可能再对自己的书进行重新修改。所以，他所著述的《老子》一书因为不在他手中，以后怎么被传抄、流行，又怎么被篡改、更名，都与他本人毫无关系。与他有关的只是，他的书名、人名都被盗用了，使他的人物形象和哲学思想都被严重歪曲了。因为《老子》原著被篡改为《道德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应当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老子的记叙，有一部份资料是李耳的。对李耳来讲，说他“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应当是对的。因为他所著的书，实际上只是对原版《老子》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切割再造、改头换面；这就是司马迁所看到的那本被奉为道教典籍的《道德经》。因此，结论是：老聃与李耳，他们都号称“老子”，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人；而且是不同生活年代、不同理想追求、不同处世态度的两个人。他们都不可能活到一百六十或二百岁；只有把他们合成为一个人时，才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
老聃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理论以及始终不渝坚持“以人为本”、“以下为基”的政治立场。《老子》就是一本反映他的科学理论和社会活动的书，他的思想和理论，在当时就为广大的社会中低阶层所欢迎，但不被当政的侯王与“为道者”们所接受，在百家争鸣中败下阵来，最后他只好被迫流落他乡，不知所终。他的书既是科学论文又是战斗檄文。
李耳应当是一位战国时期，生于乱世十分崇拜老聃的道家理论，又有一定社会地位并在文韬武略方面颇有修养的没落贵族；或许他本身就是一位看透世道解甲归田的退役军官。所以他以“自隐无名为务”研修老子学说，几近痴迷，遂以“老子”自诩，并出于厌战避世的思想观念，又对《老子》原著进行了改装。或许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述的出关西去之人，并非老聃本人而正是李耳，他为了躲过关尹喜的查验，故意对文章进行了改装。也可能是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推行专制暴政，又崇信神仙术、追求长生不老，一是为统一全国思想，二是出于对被派往海外求仙寻药结果无归的卢生、侯公等儒生方士的心怀怨恨，制造了活埋460人的“焚书坑儒”事件，因《老子》是一本观点鲜明、言词犀利、直逼君王威权的政治理论书，可能以李耳为始祖的早期道教迫于形势，为求自保免遭灾祸，遂把它改装为玄之又玄的《道德经》，使之得以在世上保存和流传。不过这些揣测，都只能说明李耳或其门徒为什么要把《老子》改装成为《道德经》，与老聃着书的原先本意没有关系。老聃不是《道德经》的作者是可以肯定的；李耳是道教的始祖也应当是没问题的，但他是不是《道德经》的作者，《道德经》真正的作者是他还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还是可以研究的；不过，他一定是早期道教的领袖人物，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总之，李耳不是老聃，也不是《老子》的原作者。《道德经》不是《老子》，《老子》的原作者不叫李耳叫老聃。
云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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