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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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6-29 17:36
美国汉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2090） 论儒教从头到尾的专制
总有人讲，中国***员***是个人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马克思主义还是好的。
在儒教问题上，也讲，儒教专制只是个别人的问题，与儒教经典教义无关。
其实，说这话的人根本没看过儒教教义，儒教教义与西方犹太一神论教义一样，都是极度残毒的。
西方兴起犹太一神论教后，西方传统宗教就被全面破坏了。
东方兴起儒教一神独尊后，东方上古文明也被全面摧毁了。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看一看儒教的教义。
（1）
孔子《论语·为政》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指与儒学不合的议论。后世儒教徒攻击诸子百家，皆由此而起。
攻字在《论语》中出现过四次，都当攻击讲，这里强调通过批判异端来消除祸害，正反映孔子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
（2）
至于他“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一段公案，《荀子·宥坐》、《史记·孔子世家》、《尹文子·大道》及《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均有明确记录，在少正卯的罪状中，就是“言伪而辩”、“聚徒成群”、“饰邪营众”等名目。很显然是被当作思想异端分子而被处死的。孔子并不赞成华夏道家文化。他所希望的是儒家大行天下，而不是诸说并存。
（3）
《孟子》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情绪更表现得活灵活现。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即十分激动地回答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什么情况让他按捺不住，非要站出来大声疾呼呢？据孟子自己说，那便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尤其让他看不下去的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没它们儒家的地盘了，孟子所说的“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首先就是要把杨朱、墨翟两派的学说彻底扑灭。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杨朱一派学说已经被儒教彻底灭亡。
（4）
此外，孟子还对许行、告子、陈仲等，进行过严厉痛斥，并骂背离儒者陈良、而服膺许行学说的陈相兄弟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些情况说明，孟子虽常以“先王之道”的捍卫者自居，他所捍卫的实际只不过是儒者的一家之言。
（5）
荀子生活的时代又后于孟子，已到战国晚期了。为了呼唤即将出现的统一，他对规范舆论的重要性作了较充分的论证。首先，荀子明确提出了“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的观点。此就作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论据之一。
（6）
荀子辱骂诸子百家各派学者虽“辩说譬喻，齐给便利”，却都“蔽于一曲，暗于大理”，统统是“无用之辩”，“无用之辩”是“治之大殃”、“古之大禁也”，必须予以根绝。
（7）
其次，荀子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的愚民思想。[10]《正名》故，指事物之理，谓所以然也。在荀子看来，对民众只可用道来整齐其行为，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明其所以然。因此，什么虚实之别，什么坚白异同之辩，“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还是尽量不要让人们接触为好。
（8）
对如何禁绝华夏诸子百家而“一民以道”，荀子设计了进行综合治理的政策框架，叫作：“临之以势，导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又特别强调说：以往之所以辩说起、奸言繁，关键是“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
指明儒教得以独尊要凭借的是强势威权、政令和刑罚。
（9）
荀子正式把孔子抬到超迈诸子的至尊地位，试图打出一块金字招牌来“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群天下之英杰”，表面上是要用大儒之教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实际上是要大家都接受他通过继承孔子而创立的礼治学说。
为此，他专门著有《非十二子》一篇，在对六说十二子逐个痛斥、做足了铺垫之后，俨然以学术裁判长的身份宣布说：“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仲尼、子弓是也。”既然有如此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圣王文章”，那么，“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没有别的选择，只要“务息十二子之说”、务法仲尼之义就可以了，哪里还用得着辩论不休？大家若都肯这样做，“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对儒家的作用被忽视大为不满，他对秦昭王说：大儒之效就是“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10]《儒效》，你们为什么看不到呢？细品荀书，觉得他吐露的确为肺腑之言。试想，倘若上述他向统治者提供的条陈都落实了，则“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得窜其察”，全天下之人皆一于道，“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莫不以仁厚智能尽官职”，再无其他杂音，在上位者焉得不贵，臣子焉得不谨，而下民又焉得不顺!
所以，荀派儒学对古代专制制度的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0）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和荀子一样，主张“一统类，齐言行”，反对“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但他又突破了荀子的学说，在构建文化专制主义理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外儒内法”也成了一个常识。其实这两家本一家。
（11）
上述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只是停留在言谈上，而是一贯用杀人来做实的。比如孔丘一上位就诛杀少正卯。
在华夏中原地区，汉人自古普遍向往自由，讨厌专制，所以，就设计了一个从西方秦国兴起的格局。
（12）
秦人据说出自东夷，但长期僻处西垂，难免会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有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看成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因为如果秦人真的出于东夷，绝不会在丧葬行为上改变祖先的方式。这恰恰证明了秦人祖先来源的巨大问题，待考证，甚至有说是埃及来的也说不定。
到了很晚，秦襄公才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文公大败戎人，迁居于汧渭之会，遂收周之余民而有之；秦穆公西向讨戎，灭国十二，开地千里，成为一方霸主；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奠定了秦足以与东诸侯国抗衡的基础。
在秦地，父子男女无别，同室而居；高兴时，“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以快耳”，“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远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北地、上郡一带，更是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
直到秦孝公时，各国对秦仍“夷狄遇之”，不与会盟，以致使孝公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总之一句话，这里文化积淀不厚，尚有野蛮遗风，因较少因袭的负担而为专制学说的推行提供了方便。
韩非把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法令公开，罚不避亲贵，固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的法治学说却出自性恶论，提倡法治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君主独裁。这就不能不在讲法律至上的同时，又讲权力至上，造成自相矛盾，并且必须乞灵于以深藏不露、不择手段为特色的阴谋权术。所以，韩非的法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专制、集权与阴谋，与以保护基本人权为宗旨的现代法制精神相背谬。韩商合流并借李斯之手化理论为行动，与其说是中国法治的进步，毋宁说预示着文化悲剧的正式开场。
（13）
在冷兵器时代，决定胜负的主要是勇力而不是科学技术，战争的结果往往是落后打败先进，野蛮战胜文明。商灭夏、周灭商是如此，秦灭六国也是如此。所以，统一所带来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大倒退。
孔子要“攻乎异端”，
孟子要“息邪说，正人心”，
荀子要“齐言行，壹统类”，
他们的理想由法家用剑与火的形式实现了，
秦朝法家紧接着的格局设计，就是汉朝儒家全面专制体系上位。
不要忘记法家儒家本是一体两面。
（14）
儒教提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传》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氏所谓更化，就是定儒家为至尊，树立一个绝对权威，借以整齐舆论，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至于举贤和兴学，所要举的为儒生，所要学的为儒书，则不过是整个宏观文化控制战略的配套措施罢了。
经过董仲舒的画策和汉武帝的大力推行，儒学被拔到经的地位，而战国的诸子学则从根子上被禁住了。
不准人们读书固然是文化专制主义，只准读一家之书、说一家之言，又何尝不是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李斯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汉武帝和董仲舒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证明，就加强思想控制而言，胡萝卜加大棒和诱以官、禄、德，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董仲舒的办法，从表面看来，似乎比李斯的办法要和平得多，因为他不用火烧，也不用活埋。但在实际上，董仲舒的办法比之李斯的办法，更要刻毒。因为李斯的办法，是盲目地毁灭文化，而董仲舒的办法，是有意识地统制文化。换言之，董仲舒用文化反对文化，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17]这一由董氏发明的制胜法宝虽然“更要刻毒”，毕竟是隐蔽、有效和稳妥的。所以，一经汉代实验成功，便为历代皇帝所沿袭，成为加强专制独裁、阻止文化自由发展的工具。
（15）
到南宋，朱熹著《四书集注》，既把三纲五常理论化、哲学化，又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具体、更通俗，从而将儒学精神深入到每个家庭，在全社会增强了影响力；教育的作用进一步受到重视，从设于首都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到地方的府、州、县学，覆盖面在扩大，但所学的内容从九经到四书，却越来越单一，最后集中为因经过净化而最为朝廷推崇的程朱理学；学而优则仕早就是知识阶层的普遍追求，而选官办法则由汉之察举经九品中正制最终确定为科举制
（16）
儒教的子曰诗云，就是剥夺人自由思考的权利，把人变成僵尸，让个人不用再思考，只用牢记“圣人”的教导，照着去做就是了，那么，但凡有点离经叛道想法的人，自然就成了另类，无不被视为当时的异端，或为士林贬抑，或遭免官禁锢，或竟困毙牢笼，更不待说清朝文字狱的严酷和惨烈了。总而言之，正是由于把儒家抬到经的地位，才把诸子时代彻底摧毁，战国时期出现的以自由著述、自由讲学、自由批评、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百家争鸣真正成了历史的绝唱。
（17）
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响彻云天的时候，各自所企盼的究竟是复兴诸子时代的思想自由，并以思想创新为基础，构建创新型社会，还是修补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纲常伦理和等级秩序，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良心的拷问。
自先秦到明清，自由消而专制长，万马齐喑。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信仰等自由[31]，从而敲响了专制主义的丧钟，开启了自由长而专制消的新时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更迎来了思想空前活跃，大家辈出的喜人局面。作为生活在21世纪、正尽情享受着新文化运动一切积极成果的知识分子，本应继往开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努力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使诸子时代的自由精神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为人从对社会的依赖性形态，经由相对独立性形态，过渡到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的自由个性形态作贡献。
但是，有些人既不研究自由的历史，也不关注自由的未来，却热衷于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振兴“国学”，并要用国学“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拒绝一切异于儒教的传统学说；有些人硬说儒学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并绞尽脑汁挖掘礼的精义，为现实生活中残存的等级特权寻找依据；更有甚者，居然把自由民主与和谐稳定相对立，将自由民主妖魔化，公开宣称：“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接受“儒化”，“在上层，儒化***，在基层儒化社会”，“建立儒教国”。[32]听到这些言论，不仅令人惊诧莫名，同时也感到反对专制主义、争取享有完整自由的道路必将曲折而漫长。
（18）
当你对民族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弃若敝屣，而对儒家的纲常伦理眷恋不舍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民族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每个人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整个民族才能彻底获得解放。
当你以学者的身份在媒体和课堂上宣讲“礼经”的时候，你可否记得，礼学大师荀子曾明确表白，大儒之效恰恰就是“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
当你十分可笑地试图用新的儒教长城圈禁精神时，你是否明白，文化的相互自由交流不仅不会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造成威胁，相反，这对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来说，正是至关重要的？
当你叹息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各个领域都不出学术大师、而年轻人又缺乏远大理想时，你是否意识到：既没有伟大的爱，也没有深沉的恨，缺乏创造精神和身上所拥有的热情少得可怜，才是一代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的病源所在？
当年的华夏先祖，周朝所有诸侯全都抵抗儒教，包括周朝皇家在内，也抵抗儒教，孔子周游70余国，都不接受他的那一套。
但是，华夏先祖全失败了，周朝也被灭亡了，黑沉沉的儒教僵尸专制大幕笼罩华夏2000多年。
当你又要以恢复国学的名义恢复儒教时，你可曾听到你的先祖在九泉之下的呐喊？
后清政府把满族服装定为国服，把满族与中国捆绑在一起，宣扬反满就是反中国。
你就是把儒教定为国教，把儒教与中国、与汉族捆绑在一起，宣扬反儒就是反汉***。
是这样吗？九泉之下的华夏先祖同意吗？儒教什么时候产生的，仅仅2000年而已。儒教的上位，是以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为代价的！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华夏上古文明早已灭亡了，现在才刚刚开始复兴而已。
我下篇文章，要揭露的是，明末清初，之所以二十万满族人就屠杀汉人近四亿，是一个精心设计了2000多年的阴谋！儒教徒与满族的配合最为关键，我最惊异的是发现，这种设计是从2000年前就开始的！先是儒教作为精神吸血鬼抽空汉族的精神，再来满族这个肉体吸血鬼来喝汉族人的脑汁吃汉族人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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