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老子之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结晶，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千多字，字字都闪烁着我国劳动人民崇尚自然、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聪明才智。远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能写出如此囊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在内的伟大作品，而且观点是如此先进、前卫，的确令世人匪夷所思啧啧称奇。事实充分证明，中华文化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源远流长。
过去的学者总喜欢沿袭西方神造人说的观点，以为古代人愚昧无知没有科学头脑，对自然现象存在恐惧心理，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祭祀就是占卜，是以各种神话来构筑自己的历史，给灿烂的文化蒙上一层迷信的色彩。因而在考古发掘中一有较为平坦的台地发现则认为必然是供奉鬼神的祭坛，而不是先人群居集中餐饮的生活场所。殊不知在人类起源的蛮荒时期犹如动物世界，当初何来有鬼神之说？原初的鬼神概念只是人类在漫长的认识自然岁月中，用以分析精神状态正邪成分的一对矛盾象征；老子在他的著作里就是这样做的，我国传世的中医学古籍里也是这样子写的。实际上，科学思想的产生远远要早于迷信思想与宗教信仰。在远古时期，人类是凭着自身力量，为了谋求生存，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长期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了知识的积累，才逐步认识世界的。因此，早期人类首先掌握的是科学知识，在他们的脑子里不可能有任何超现实的神与鬼的概念，因而不会有迷信思想与宗教信仰。只是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完全公有的原始社会，出现了私有制度以后，迷信思想与宗教信仰才有了产生的土壤，才被统治者利用作为愚弄人民的工具。迷信思想与宗教信仰并非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产物，是统治者迫使被统治者接受的意识形态；所以，最早的人类都是无神论者。只有人造神而没有神造人。
以往一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把“孔孟之道”抬出来，认为非它莫属。《老子》告诉人们，中华文化是以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驾驭自然为主题，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力，以生产、生活为主轴的民生文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科学进步、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才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贯穿于人类活动中的道、德、情、欲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孔孟之道”只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强调主观作用，违背客观规律，压制正常思维的人生哲学。它为历代各封建王朝私有社会制度的稳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台柱作用，受到了历代各封建王朝的顶礼膜拜。由于它不代表社会底层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并非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流。正如***所指出：“一切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孔孟之道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自然之道，而是维护统治者私有利益的人为之道、愚民之道。这正是《老子》中所指出的：“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孔子所讲的治国安民之道，强调守旧的“礼、义、廉、耻”，鼓吹盲目的“忠、孝、节、义”，这完全是不遵循自然规律，不了解社会情况，一心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凭自己的主观感情臆想出来的东西。西汉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发挥孔孟之道所提出的封建信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更是如此，其实就是为了要起到愚民的作用。总而言之，“孔孟之道”只是中华文化大河中代表封建思想意识的一条支流。历史事实证明，这条支流不但没有推动中华文化朝健康方向发展，相反是对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崇尚自然是中华文华文化的灵魂。产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科学思想，继承了前人探索自然的经验,进一步联系实际发表了自己研究的成果，因而是我国古代科学理论的结晶,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家对自然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高度发展，这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我们知道有着五千多年文明里程的中华历史，自大约公元前21世纪氏族社会首领大禹把社会统治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启来继承，实行父传子世袭的“家天下”统治制度以后，社会才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国家概念，从而开始进入封建的私有制社会。在此之前的社会，是一个只有自觉遵守公约、尚无严格执行制度的公有社会。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在集体参与的庞大治水工程中才产生的。大禹在会稽山杀掉防风氏的事，应当就是我国最早执行制度的结果。由于当时可以用来记录历史的文字，还只是些刻划在远古陶器土胚上简单而浓缩的符号，根本无法表达复杂完整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只能依赖于语言和动作。曾经流传社会风行一时而无人辩识的所谓夏禹《岣嵝碑》，经考证只是后人造假的伪作；因而后世要了解远古的历史，只能凭借不很准确的传说。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其实并非完全是神话，虽然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并不科学，也没得到什么好的结果。然而从中却可以看到古人探索自然的身影，应当都是我国远古人在探索自然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庖牺氏）、神农氏、轩辕氏等等虽然都是远古部落的姓氏，这些名称难道不就是社会职业分工和科技进步的标志，不然又意味着什么？
执着的追求，勇敢的探索，这就是我国古代科学家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化所以为世界所瞩目的真正原因。随着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的陆续出土，古代精湛的工艺令举世震惊叹为观止。这些文物不但展示了中华文化巧夺天工的无限魅力，也反映了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超水平，同时也承载着远古时代的文化信息。了解了社会的历史，认识了文化的方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子能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就能写出如此伟大的科学巨著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的学说，不能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更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及今天决不能再让“孔孟之道”重返政坛的原因。因为“科学”与“民主”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的支柱，只是被环绕在统治者边上的“孔孟之道”占据了它们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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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RZZAX 时间：2014-02-27 19:59:41
产生于春秋晚期的老子思想，不是专门阐述个人行为的哲学，而是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全面工作的科学理论。它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可是在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老子思想始终是站在社会共和的立场上，替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说话，因而得不到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采纳。老子深知其中的道理，他并没有埋怨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得到统治者重用的其他“声人”，而只是说：“（朴）散则为器，声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他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原因；是代表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社会共和制与代表极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私有制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虽然他所倡导的共和社会，是把人有私欲、社会有阶级作为自然因素来考虑，并非是那种否定私欲和阶级存在的极端公有制，而是以维护道、德、情、欲这些自然天性为主题，在“天之道”的光环下有“人之道”的个人私欲和社会阶级存在空间的“生之道”社会，结果还是得不到维护私有制的多欲、贪婪的统治阶级的理解。所以，他也只好哀叹说：“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因为他很清楚，正是由于社会私有制度的“大制无割”，才使他的学说无法在那个时代得以推行。最后他离开宫廷走向社会，弃“官学”而办“私学”， 实际上就是向着自己理想跨进了一大步。“声人恒善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就是他为实现理想目标所制定的工作方针，也是他一生所奉行的教育理念。他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为社会制度变革创造条件。在私有制社会里，他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与封建统治者谈共和制，就等于是与虎谋皮，只能是不识时务的痴心妄想而已。当时的儒家学说由于维护私有制度，理所当然得到统治者青睐而受利用并占据了主导社会的地位，使老子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有神论者更是把他的著作篡改得面目全非，一代伟人就这样被历史灰尘所最后淹没。
至于李耳的《道德经》，那是后来战国时期因受战乱影响而没落的贵族，为了逃避现实，为寻求精神寄托，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对《老子》原著进行了有意识的精心篡改而创作的宗教经典。李耳应当就是《道德经》的原创作者。他是我国战国初期魏国将军李宗的父亲，他所创作的《道德经》，完全可以作为我国道教创立于战国初期的实物依据。因为他是道教的创始人，我国道教产生的历史也应当随他从东汉往前推到战国。
《老子》原著与篡改而成《道德经》的原则不同就在于：前者是科学，后者是宗教。《老子》原著记述了我国古代先人探索自然奥秘、指导社会进步、关注身心健康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它所关注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道德经》则是宣扬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以“无为”、“不争”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主张还朴归元，让社会倒退回到原始状态。它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各就各位，发挥各自的作用，不能混为一谈，进行鱼目混珠。
正如《易经》这本书一样，原先是一本承载古代先民文化孓遗的图书，反映了古代先民在未有文字之前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后来经过周文王的重新改造而成为《周易》，才变成用来卜筮的工具书。再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附加了许多封建迷信的色彩，使之成为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性典籍。老子曾在周朝担任掌管国家档案资料的“守藏史”，决不会没看过《易经》，也不会不了解周文王改造《易经》的底细，所以他在描述自己创立“道”学说的心情时就指出：“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他的这句话就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有神论”说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为的所谓鬼神使人害怕，不见得它就不害怕人。充分表达了作为无神论者的他对“有神论”的坚决否定，从而奠定了他创立“道”学说的思想基础。
前面已经说过，只有老子科学思想才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老子是继承并发展了《易经》的科学思想。那么《易经》里有什么内容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科学思想呢？据传《易经》里的八卦图象，原是由伏羲氏（庖牺氏）所创作。伏羲氏顾名思义应当是指那些在农耕社会出现之前的渔猎社会里，在屠宰猎物方面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们长期从事猎物的宰杀工作，在屠宰过程中，观察到各种猎物的生理结构，接触了许多与生命相关的现象，从而引起对生命问题的种种思考。在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中国龙”古玉造型，应当就是来源于他们所观察到的动物胚胎形象，因而作为生命的象征来崇敬。由于他们对动物的雌雄特征特别敏感，就用（—）和（――）的符号来表示阳性和阴性，因为这是最直观的结果。（—）和（――）的符号既是文字的起源，也代表了生命的源泉，推而广之就成为万物中对应物的象征。古人用这种具有特性的符号来表示相应的事物，利用数量与方位的变动，记述它们的活动，说明其中的变化以表达自己的思维，在人类进化史上这是一大进步。从伏羲氏到周文王，从没文字到有文字，这当中经过了多少岁月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着历史向前迈进，原本只能靠口传身授的文化，后来可以通过文字媒体得到永久而广泛的传播。《易经》到了周文王手里，也就被加入了主观内容演绎成了《周易》。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易经》的原义，但在周文王所作的《系辞》里，依然还可以触摸到一些古人在探索自然中所孓遗的信息。至于后来孔子为之所作的《易传》，那都是封建思想的点缀，已经与自然科学完全脱离而毫无关系。《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这应当是《易经》中最为经典的字句，反映了古人对宇宙起源的认识；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注重内核的精神。应当说，这里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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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RZZAX 时间：2014-02-27 20:00:07
老子科学思想是《易经》科学内涵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阐明“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等一系列关于宇宙起源、万物产生及规律性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打开了人类探测宇宙及生命奥秘的大门。老子是世界上最早（约公元前500年）论述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父。同时他把这些事理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分析，以表达自己关爱生命、热爱生活、关注社会进步的思想感情。
老子“道”学说的创立，得益于他曾经担任过“守藏室之史”的职务，萌发于对世道的彷徨，感悟于他的“恋母情结”。《老子》中对此都作了如实的描述：“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众人熙熙，若飨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似无所归。众人皆有馀，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湷湷呵！俗人昭昭，我独昏呵！俗人蔡蔡，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开头的“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众人熙熙，若飨于大牢。”说的是自己对世道的怀疑和批判。接下来“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似无所归。”是他阅读历代档案资料后的感受。文中的“台”字，指的就是王宫中收藏档案资料的“兰台”，也就是他的工作场所。再接下来“众人皆有馀，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湷湷呵！俗人昭昭，我独昏呵！俗人蔡蔡，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是描述他面对现实而心中产生疑惑的不安状态。最后“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是说他有不同于众的“恋母情结”，从所敬重的母亲生育原理中，悟出了万物生长之“道”，终于解开了这道观察世界的难题，反映了他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说明老子的“道”学说，不是主观臆造的，是有生活依据的，是完全不同于“神造人”的唯心论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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