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36)： 四说《史记》并非信史——谨答老杜痛驳
芦笛
抱歉之至，刚才才看见老杜大作，还是从余情郎的海盗网站上看到的。可怜余情郎那中文系毕业的才子胸无点墨，可卖弄的便是他的“道德底线”与“救国情怀”，文化是丝毫没有的，所以连对我这理工科干面包，都只有顶礼膜拜并乖乖挨骂的份。给骂得惨了，想还手又没那本事，便只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到处偷拳头打人，羞也不羞？早知有今日，当初为何不发愤学点文化，要变成这种花甲文盲？
勿过余郎也不必沮丧，更不必去高粱杆上一头撞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挨我毒骂的荣幸。而且，花甲文盲有的是，贵本家余含泪新近就被评成“中华第一文盲”。由此可见老芦对中华文化的腐蚀败坏作用。这“没文化”、 “文盲”的恶谥，乃是老芦最先骂出来的，其实是我过去骂小芦的话，后来便用来骂高寒，如今竟然在网上蔚然成风。还有个文盲出来特地写了篇文章，给出了新时代“文盲”的定义，按他那文盲给出的定义，连我都算文盲了，因为我并无理财能力。
其实所谓“文盲”，我在跟高寒在《热血汉奸》吵架时说过了，乃是“文明盲”、“文化盲”，对东西文化一无所知，如余大郎、高寒那些略识之无的大老粗一般，跟理财有什么鸟相干？
有趣的是，国内网友还特地给我来信报告大好消息，说《北京晨报》发表了我的《余含泪妙文赏析》的摘要。我用古狗搜了一下，发现那文章被转贴得满世界都是，还有人说我是什么“民间高手”，居然把本大文豪打成隐姓埋名的民间高手，这都什么事啊？那本是游戏文章，是在加新帖的格子里直接打出的，真正地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竟能流布天下，洛阳为之纸贵，中国是不是真成了文盲之邦？这跟那些国学派的辛劳有无相干？等将来我死了，芦学真成了显学，是不是就连高、余诸共特文盲都要沾我的仙气，跟着青史留名？倘若此，那才是天下第一令人懊丧的事。
废话说够，谨此拜复老肚子的深揭狠批。
【1. “文学创作”
老芦多次恶毒攻击人家马迁的史记是文学创作，令本肚怒发冲冠，凭栏处，把栏杆拍遍。首先，人家老马在自序里都讲过了，“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也就是说，他讲的故事有出处，不是自己瞎编的。】
这段引文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吧？上下文在此：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据我的穿凿，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司马迁自比孔子，于是壶遂问他，孔子生逢乱世，因此写了《春秋》为天下制定礼法。现在圣明天子在位，你怎么还敢自比孔子，作春秋讥弹乱臣贼子，为民立极？司马迁于是便肉麻歌颂了汉武帝一番，说他写的《史记》不是春秋，只是叙述往事，将其整理系统化，目的是歌颂圣明天子的仁德，记载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迹，并没有像孔子那样为天下制定礼法（“当一王之法”）。
所以，从前后文来看，这“作”之义，似乎不能理解为“文学创作”，那阵子的原始古人根本也就没有这个概念。哪怕今天的史学家们中，还有许多人分不清想象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猜测与事实的界限，国内著名清史权威戴逸老先生就是一例，而况原始人老祖宗乎？窃以为，那“作”的意思，在此似指“制作礼法”。
【而且，当时许多人，包括对史记很不以为然的班固，都提及史记为“实录”。太炎先生解释说，“实录者，实录当时传记也”，也可佐证老马没有搞文学创作。】
惭愧，本特首不学无术，你说的班固和章疯子的话（拜托勿要用“太炎先生”，我很讨厌此人），我都没看过。不过窃以为，司马迁是否搞了文学创作，似乎只能用他的作品来回答，不能靠他的自称，更不能用姨爹们的评论作为“佐证”。这不是学术考证方式，因为那些姨爹并不是他的同代人，并不曾见证他的写作，这比不得校对辨析参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人物的证词。
司马迁是否搞了文学创作，我已经在旧作里说过了：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6633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6695在此再小结一下司马迁的文学创作特点：
1）专门记录绝对无可能记录下来的生动对话。例子举不胜举，以下只开出旧作中撮举的几个例子：
? 商鞅与客店老板的对话。
? 卢生和侯生的对话。
? 二世死前和阎乐的对话，与宦官的对话。
? 项羽和刘邦微时见到始皇的感慨。刘邦发迹后对太公的自夸。
? 陈涉微时与打工伙伴的感慨；发迹后伙伴去找他的感慨。
? 项羽死前对虞姬的悲歌；对28骑发表的演说；与乌江亭长的对话。
2）专门记录他人无从得知的主角的心理活动：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然左右多***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3）专门讲述完整故事，绝不会浪费人物以及伏笔。
我已在旧作中给过例子：韩信微时受其辱的亭长、漂母、恶少，统统都活过乱世，熬到韩信作了楚王后再加赏赐。鲁勾践在荆轲刺秦王前侮辱了他，等到荆轲刺秦王后又出来致悼词，等等。
你自己说说这到底是文学创作还是“实录”？硬要说那不是创作而是“实录”的班固和章疯子是不是姨爹？
【2. “天下放失旧闻”
老芦还恶毒攻击老马的“天下放失旧闻”，是“靠不住的民间传说”。更激起我仇恨满腔。日本一个历史学家，跟老芦一样，也有同样疑问，那老东西就沿着司马迁走过的路线，沿途考察一遍，得出的结论是：人家马迁虽然知道很多民间传说，但在书里几乎没有采用。可惜这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我忘记了，他说的话我记得也不一定准确，但大致就这意思。】
这日本学者是姨爹吧？难道他是司马迁的同代人？据我所知，老迁给割掉蛋包子那阵，日本还处在文明前的蒙昧蛮荒时代涅，连文字和历史都没有。那倭人若能来支那考察，最早也是唐代的事。7百多年后，沿着红军的长征路考察一番，竟能得知司马迁知道些什么民间传说而又没有采用？这是什么疯话？
【那么“天下放失旧闻”到底是什么？当然本真达人也不懂。但有一个更达的人章疯子，考据说“苏秦、鲁连辈各有著述，《汉志》载《苏子》三十一篇、《鲁连子》十四篇、《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盖太史公据彼辈自著之书，采摭成文耳”，也就是说司马迁当时收录了很多人的传记，虽然这些书大部分失传了，但在当时司马迁是看到了的。所以要说文学创作，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老马。】
司马迁自己说得清清楚楚：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所以，六国史书都给烧光了，民间献出的只是诗书和诸子百家，并没有史书（“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除了没烧的《秦记》外，“石室金匮”里的藏稿藏书中没有正式的史籍，只有百家言。其中当然可能包括章疯子考证出来的那些书，但那类书既不是史书，也不是自传。若世上真有什么《苏子》、《鲁连子》与《魏公子兵法》，那也无非跟《老子》、《庄子》、《孙子兵法》一样，绝不会含有史实和历史人物的传记。含有史料的文献，只能是战国说客辩士们编写的政治教材，也就是后来刘向编成的《战国策》。那些东西靠不住，我已经说过了。
司马迁的问题，是他的文学创作冲动太强烈，不甘于老老实实朴实无华地记录史实，而要把故事讲得无比生动，并适时加入角色的心理描写。我在上面作出的第一个链接导向的旧作里就对比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与《战国策?范睢至秦》，指出尽管前者基本是抄袭后者，但多出了若干文学描写成分，例如加入范雎故意走错路和宦官发生争吵的戏剧化情节，穿插进角色的心理活动，等等。所以，即使有史料来源，他也不肯老实抄书，非要让他的文学家本能顽固表现自己。
【3. （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些不见于《战国策》的绝密隐私，请问司马老迁是怎样打听到的？
据说古代有起居注，也就是王侯将相等高干，家里置左右史，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好让司马迁以后写史记时作为资料参考。当然，当然，就是这个也难以解释史记里生动的描述。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诬告老马刺探别人隐私，老马还有其他途径“实录”别人的东西吗。】
这个比较搞笑。首先，我没有“诬告老马刺探别人隐私”。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何况是历史人物。我说的是，史迁公布的隐私是不可能刺探到的。例如赵姬有孕，吕不韦隐瞒了这事，把她送给异人，任何现代人都该看出那完全是groundless gossip，无法通过常识验证，而司马迁居然就有本事把这种流言蜚语当成正史记录下来！他当然可能“实录”了谣传，但这种东西只有姨爹才会信以为真。
其次，据我所知，起居注是汉朝才开始的，只限于皇帝，没有什么“王侯将相等高干，家里置左右史，……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一说。战国时代并没这一套，盖帝王的起居注是后人编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所谓“实录”就是根据它编出来的，如《明实录》等，后世便据此编写《明史》。而从《秦记》编得极为简略、甚至没有年代这点，便足可判断当时诸侯国并没有汉朝皇帝才开始实行的起居注。
最后，即使战国时代诸侯就有了起居注，吕不韦在送赵姬时不过是个平民，绝无可能有专人记录他与赵姬的性生活史与赵姬的月经史，怎么可能知道赵姬在嫁给异人时便怀了孕？又有哪个史官知道、乃至敢于记录秦始皇他妈对“大阴人”的狂热爱好？《战国策》所载吕不韦微时与他爹关于各行赢利比较学的讨论，又是哪个史官记录下来的？
无从落实的性丑闻不论，司马迁记录的秦国世代也与《战国策》不一致。据《战国策?卷七?秦五》。嬴政他爹原名“异人”，是秦王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是子傒，王后无子。吕不韦说服了王后的弟弟，让她把异人召回来。异人讨了王后欢心，改其名为“楚”，秦王也喜欢他，于是便把他立为太子，秦王死后，自然是子楚继位。
那么，这秦王到底是谁？很明显，他只能是在位多年的昭襄王，因为他不但有多个儿子，而且还曾如异人一般在赵国做过人质。同段文章就记录了子楚向他的进言： “陛下尝轫车于赵矣，赵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而望。大王无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边境早闭晚开。”所谓“韧车”，乃是 “止仕”之意，用在这里，是说秦王当年曾在赵国做过人质。由此可见，这秦王是个老家伙，也可据此导出，嬴政是昭襄王的孙子。
然而据《史记》，子楚是昭襄王的孙子，而嬴政则是昭襄王的曾孙：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三年）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世家》）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吕不韦列传》）
所以，子楚回国时，乃是昭襄王死前六年的事，那阵他爹根本不是国王而是太子。过了六年，昭襄王才死去，子楚他爹继位，三天后就死了（毒死的？）。太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在任三年后死去，由嬴政继位。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秦始皇本纪》），登基时约11岁。
很明显，《史记》与《战国策》在此重大史实上有极大出入。司马迁的记录应该更可靠，因为他手上有《秦记》，所以应是《战国策》出了重大错误。出这个错也很自然，因为子楚他爹孝文王才当国三天就死了。那阵子毫无传媒，消息极不灵通。民间知道朝廷的变故，起码也是半年后的事。新王与老王的国丧连在一起，民间难免把子楚当成昭襄王的儿子。
有趣的是，《战国策》曾栩栩如生地描述，吕不韦怎么怎么先去游说异人，再去游说王后的弟弟，再去游说赵王，最后又怎么怎么教异人穿上楚国服装讨王后欢心，怎么用自己的政治眼光打动他爹，让他爹把自己立为太子。可作者连秦始皇的家族关系都没搞清，连子楚回到秦国时他爹还是太子、并非国王都不知道，可见那些无比生动有力的游说之词，统统是编造的。
这就出了个问题：《史记》的战国史部份大量抄袭战国策，例如范雎游说秦王，直接就是从战国策上抄下来的，只是加上了若干文学描写而已。既然吕不韦的游说之词是向壁虚构，谁又能说范雎的游说之词不是虚构？这种以讹传讹的“正史”，还能有什么可信度？
我年轻时代常有个疑惑：古代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奇男子，伟丈夫？《战国策》、《史记》中走出来的，哪个不是慷慨悲歌、豪迈赴死之士？为何后世便再也见不到这种人了？我一度把这归咎于孔教的昌行，但现在想来，更大的可能还是，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的作者，都是天才的小说家。中国古人确有惊人的文学才能，在这上头比古代西方先进了一千多年，而令后人回肠荡气的那些游侠与刺客，其实不过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初的感人文学形象而已。
【4. 他在这儿自吹：“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载，汉代“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司马迁因职务之便，当然能看到这些书籍，“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就不是瞎吹，也是“天下放失旧闻”的主要来源。】
C’mon，give us a break! 我已经反复说过了，古代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凤毛麟角，而且书写和记录的工具都非常原始，直到晋代都还在使用竹简，哪能有多少古书？“书积如山”倒不稀罕，第一，古人从来喜欢夸张。第二，当时的书籍体积非常庞大，“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也只有在古代才可能，那五辆牛车上拉的竹简上载的信息，可能连十万拜特的容量都没有。“天下放失旧闻”我已经说过了，那就是民间传说，如今所谓“口述历史”是也。
無頭像
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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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6-9 19:52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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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37)： 再就“信史”問題答學徒
芦笛
看到“學徒”網友跟帖商榷，嘖嘖，这學徒妹妹（三人成虎，一人成妹）水瓶就是高耶，提上來拜覆。
1） “原始史料如何，即加以忠实记录，不以自己的意思而对原始史料进行修改润饰”，據説，这就是《史記》中自相矛盾的記載出現的原因：司馬遷雖然察覺了矛盾，但既然不同的史料如此記載，他也只好不管矛盾照抄下來。我看这遁詞未必成立，例如范雎遊説秦王，司馬遷分明是抄《戰國策》，然而一望即知他作了文學修飾。这我已經說過了，還譴責他不肯老實抄書，非要去加入文學花活，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2）“作文唯恐不出于己，作史唯恐不出于人”若成立，則歷史就沒人寫下來了，第一個寫原始史料的人上哪兒抄去？司馬遷的困難是從戰國直到秦亡这段時期，除了《秦記》與《戰國策》外他無處可抄，因此不能不代之以口述歷史和自由創作，因此實在靠不住。
3）古史記載中之所以出現前後矛盾，是因爲編寫歷史的人沒有辨僞思維能力。古之所謂史德、史才、史識，其才識應該是具備起碼的識別史料中的矛盾的智能，不採入互相否定或彼此衝突的史料。这一點裴松之已經做過輝煌示範了。
在我看來，司馬遷具有偉大的文學寫作才能，不幸卻不具備起碼的史才與史識。所以他才會在同一列傳中自我掌嘴，先說子楚夫人是舞姬出身，帶孕嫁人，呂不韋才是秦始皇的生父，接著馬上又說子楚夫人是豪門千金，並非舞姬出身。这等於自承前面說的都是造謠撒謊——子楚夫人娘家既然是連國君都奈何不得的豪門（平原君後人？），豈會容忍女兒去與呂不韋不明不白姘居？（“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又豈會容忍呂不韋將她用於性賄賂？因此，所謂老呂是贏政生父云云，自然也就是司馬遷的誣衊。这只能説明司馬遷既無史德，又無史才，更無史識。
又如司馬遷栩栩如生地描寫嫪毐那“大陰人”的陰如何大，讓他在“大陰”上挂了個桐木車輪到處走。司馬遷居然也就不會想想：真要在前面挂上個車輪，那不是把膝蓋給擋住了？人還怎麽能邁開步子？真要走也只能效法螃蟹橫行。这荒誕不經的道聽途説（總不會是書面史料吧？）他也就能信之不疑，寫在史書中。您說他到底有沒有起碼的辨析能力？在这點上他還不如說部演義的作家，人《東周列國志》也有類似描寫，但人家可沒讓嫪毐“挂車輪，邁大步”，而是讓車輪在“大陰”上旋轉如風。这還具有可操作性，是不是？
4）關於什麽是信史，我在舊作中說過，鏈接在此：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8226竊以爲，所謂信史，就是“作者盡了最大努力，力求做到真實而寫下的歷史記錄”，其標準也就是一條：“真”。这個要求應該是古今一致的，不存在與時俱進的標準修改問題。判斷一部史書是否信史，这是事實判斷並非道德判斷，其標準不會因時代而變遷。不是事實的虛構，無論是現代還是古代，都不會變成事實。無論孔老二怎麽造謠，弑君的兇手仍然是趙穿而非趙盾。
因此，古人強調史德，說的其實應該是“盡可能真實記錄”。只是古人從未建立“真”的觀念，思維能力低下，又受“以史為鋻”、“寓教於史”的實用史觀（以孔子篡改《春秋》為代表）毒害，很難在客觀上做到这一點，但主觀上必須作此努力。司馬遷的問題，是他並未作此努力而是喜歡搞文學創作，这就談不上什麽史德了，當然所著也不能稱爲信史。
後人看歷史，尤其必須有这個觀念，否則何異於為古人所愚？古人其實比較蠢（沒有邏輯思維能力的同義語），被蠢人愚弄乃是世間比較難堪的恥辱。是不是？
例如將《戰國策》與《史記》互校，可知《國策》中關於呂不韋的記載統統是捏造出來的：子楚他爹是太子而非秦王，何來呂不韋遊説王后弟弟的事？又何來王后因爲子楚穿了楚國服裝而喜歡上他，認爲己出，而國王因子楚显示了政治眼光而封他為太子的鬼話？難道因爲《戰國策》是上古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史書，就可以把这種向壁虛構看成是信史？無論是用哪一個朝代的眼光來看，“向壁虛構，生安白造”都不能視爲信史吧？
無頭像
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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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38)： 从陈寿、裴松之合作的《三国志》看什么是“信史”
信天翁
我在《透明的历史》中说：“中国历史记载多如小说般透明，因而可信度大成问题。”这话说过头了。《三国志》就是一部编写态度非常认真严谨的信史。
《三国志》由陈寿编写。陈寿（公元２２３－２９７）原是蜀国官员，蜀亡后归晋为官，编写了《三国志》，分别为《魏书》、《蜀书》与《吴书》。其史料来源主要是三国各自的史书《魏书》、《魏略》和《吴书》。据说蜀国无史，《三国志。蜀书》是陈那个川耗子自己编写的（裴松之引的《蜀记》似非当时的史书而是蜀亡后的作品）。
该书虽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方式编写，陈寿的治学态度却与史迁截然不同，他选取史料非常审慎，文字十分简洁，基本上见不到《史记》中比比皆是的逼真细节和生动对话，没有什么文学气息，因此多为后人诟病，说该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后来到了南朝的宋朝，裴松之（公元３７２－４５１）看了该书，肯定它“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就广征博引为该书作了评注。裴不但引用了１４０多种书夹注在正文里，对陈寿未加解释的地理名物作了补充解释，而且运用自己的史识、常识和逻辑推理，对各家记载的历史事件一一作了辩伪，其议论精彩之至。可以说，《三国志》其实是陈、裴二人合作完成的，给后人留下的不但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记载，更是中国第一部完美的史学论文巨著。
证明这点的例证全书皆是，举不胜举。为篇幅计，我只能举几个家喻户晓的例子，来说明陈寿选材如何严谨，而裴松之又是如何辩伪的。
第一例便是有名的“马跃檀溪”，想来所有的男同志都在上小学时看过这小人书，那其实就来自于裴松之引的杂史：
【三国志正文】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干与刘表相闻，
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
表疑其心，阴御之。
【注】《九州春秋》曰：备住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
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
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世语曰：
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
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
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
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浮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
去之速乎！」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
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
陈寿在正文里叙述刘备依附刘表，寥寥数语，只说了刘表因为四方豪杰归附刘备，心里颇为猜忌提防。而《九州春秋》则编造出“马跃檀溪”的故事来，特别生动。可惜孙盛（老芦无学，不知道这孙盛何人，伏望高明指教）立刻就指出，这根本不可能，乃是“世俗妄说”，理由很简单：刘表和刘备实力对比悬殊，如果表想对备下手，那刘备还能熬到刘表断气那天？
第二例乃是刘表“赠送”荆州给刘备的神话：
【正文】曹公南征表，会表卒。
【注】《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
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
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
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适
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曹操南下吞并江南，适逢刘表死了。陈寿就这么一句话，再没什么别的花头。
裴注引用的《魏书》却编造了一通谎言，说刘表临死前把刘备叫去，说自己儿子没出息，请刘备在他死后代摄荆州。裴松之指出，刘表夫妻早就决定立刘琮为后了，绝无可能临终决定把荆州送给外人刘备。
第三例最有趣，说的是刘备是怎么找到诸葛亮的。《三国志》的《隆中对》乃是大家在高中都学过的古文，我这儿就不举出正文来了，请看裴注中引用的魏国史书《魏略》是怎么记载此事的：
【注】《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
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
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
性好结□，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
军当复有远志，但结□（芦按，软件无此异体字，左耳右毛）而已邪！」
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
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
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
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
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
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为
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
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
为可怪。
根据同代正史《魏略》记载，不是刘备去找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去见刘备。他那时不过是个年轻小伙，刘备不认识他，就按接待一般读书人的规格接待。诸葛亮于是杂坐在宾客中，等众人走了，他还赖在哪儿。刘备也懒得问他想说什么，因为他是编草席出身，喜欢编织活，于是便把别人送来的牦牛尾拿来编。诸葛亮便用话激他，说听说将军志向远大，不料却干这种玩物丧志的事。刘备这才知道来者不凡，赶快扔下手中的活，庄容与之对谈，这才知道诸葛亮雄才大略，待之若上宾。类似记载也见之于《九州春秋》。
可这些记载却跟《三国志》完全相反，那上面说，刘备是三顾草庐才见到诸葛亮的。裴松之引用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的回忆，驳斥了这说法，感叹道：虽然同一件事各有不同说法是难免的，但偏离事实到此地步，也够奇怪的了！
此事被罗贯中改编了一下，塞进了《三国演义》中。
第四例则是诸葛亮之死：
【正文】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注】《魏书》曰：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
病卒。《汉晋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坞。《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
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为
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欧血，盖因亮自亡而自
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
云「亮军败欧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
丧故也。
据同代魏国史书《魏书》记载，诸葛亮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走投无路，忧愤吐血，不得不烧毁自家营盘逃入山谷，半路上就死了。裴松之指出，蜀魏在渭水之滨相持，胜负未分也未可预知，诸葛亮有什么理由气得呕血？所谓“逃入山谷后死去”也不是事实。其实诸葛亮是死在军中，主帅死了，军队自然只好撤回去。为了避免助长敌军气焰，进入山谷后才敢发丧，哪是什么“入谷而卒”？这完全是魏军自吹自擂捏造出来的。裴松之还指出，后世刘琨在兵败后给晋元帝的奏章中也引用了这捏造，完全是以讹传讹。
第五例最能显示裴松之的逻辑思维能力。根据《蜀记》，晋朝扶风王司马骏手下诸士大夫议论诸葛亮，觉得他“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某位郭冲同志不服气，“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举出了世人没听说过的诸葛亮的五大光辉事迹，司马骏手下的士大夫都无法驳斥，司马骏便慨然同意了他的话。
可裴松之却一一驳倒了这五件事，其驳斥显示了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千载之后读来尚令人不能不服。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件。
第一件大事，“治乱世用重典”：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
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
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段话被《三国演义》全盘照抄，那意思是，诸葛亮治蜀制定的刑法很苛刻严峻，百姓纷纷抱怨，于是法正就以汉高祖的榜样劝谏诸葛亮，要他宽厚为政。诸葛亮便说了一通“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认为刘璋暗弱，把官吏百姓惯坏了，补救之道正在赏罚分明，云云。
但裴松之驳道：
“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
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
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
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
他批驳的非常有力：法正死于刘备之前，既然他能进谏，那当然先主还在世，诸葛亮不过是个辅佐之臣，并未兼作益州牧，不是地方长官。所以郭冲引用的诸葛亮答话有越权之嫌，不符合诸葛亮谦虚谨慎的一贯性格，更别说刻剥百姓能叫作“善政”了。
第二件大事，诸葛亮慧眼识刺客：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
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
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
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
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
此事连《三国演义》都未收，可见连小说家都觉得太说不过去。那意思是，曹操派人去行刺刘备。刺客冒充策士，见了刘备后谈论如何伐魏，深得刘备之心。后来诸葛亮进来，刺客张皇失措，便借口上厕所跑了。刘备跟诸葛亮说，刚刚得到一个奇士，能作你的好帮手，就是那个起来去上厕所的客人。诸葛亮便告诉刘备那人不敢看他的眼睛，举止乖张，必是曹操派来的刺客。赶快去追，那人已经越墙逃走了。
裴松之驳道：
“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于此客，
则此客必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云「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
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
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
这里的反驳也极为有力：凡是刺客，都是玩命之徒，徒有一把蛮力勇气而已。刘备有知人之明，那刺客既然能以辩才打动刘备，必然是当世奇士如信天翁者。而且，刘备还说该人可作诸葛亮的好助手，说明该同志乃是诸葛亮一流的人材，只比信天翁差上一个等级。这种人岂会去为他人作刺客？难道老信会去干这种事，以此盖世奇才作我党网特？而且，曹操也必然会量才器使，怎么会舍得去让这种人送命？更何况如果此人不死逃了回去，一定会在魏国当了大官，那到底是谁阿？为何从来没听说过此人？
从以上论述可知，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可信。裴松之引用的许多同代史料，哪怕出自同代魏国和吴国的正史，都十分荒谬，稍加思索并与其他史料校对便能看出。这些史料想来陈寿也不是没看过，难得的是他严守“宁简毋滥”的原则，作了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不能不让人钦服。裴松之的评注则补充了许多史料和诠释，并对所引史料作了甄别评判，不但补充了原著的不足，而且彰显了陈寿的严谨态度的合理性，更为科学的史学研究作了生动示范。两人之间相隔百年的跨时代合作，告诉了后人什么是“信史”的写作态度。
以此相比，司马迁实在只能算是轻率为文。当然，他是开创道路的先驱，而且面临的是秦皇焚书造成的几百年历史空白，难度比陈、裴的大到不可同年而语。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也未便苛责前贤。我想说的还是：不要因为“热爱祖国”，便“为尊者讳”到了讳疾杀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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